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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迭纸条

借我一生

作者:余秋雨 [全文阅读]
更新时间:2011/10/03

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。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,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。我们说不,我们来推。

 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,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。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,孤单单的,冷飕飕的,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,而且这个小空间立即就要关闭。

  爸爸最怕冷。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、戴帽子。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。被子天天要晒,而且必须自己动手。他不太信任空调、火炉之类,只相信太阳,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,抵达他的身体。从今天起,他不再有太阳了。我敢于肯定,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,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。

  嘭的一声,闷闷的,抽屉关上了。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,连自己也不敢正视,赶快回家,筹办追悼会,以忙碌来掩盖无奈。

  为了追悼会,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,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簿以便通知。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,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。于是,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。

  说它神秘,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,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,他总会轻轻合上。而且,次次上锁,一次不忘。

 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,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。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,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。

  照片找出来了,谁见了都说好,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 。我问国雨:“通讯簿找到了吗?”

  “还没有!惫晁。

  这是我预料中的。二十多年前“文革”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:“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!

  我原想,爸爸是一个温和、谦恭的人,不会把人际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。但是我估计错了,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,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干净,没有留下一点有关“友情”的蛛丝马迹。

  这也就是说,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,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。

 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,爸爸,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!

 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:“大哥,过来一下!

  我连忙过去,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,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。

  纸袋已经打开。

  这是一迭泛黄的劣质纸,大大小小,各色各样,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。国雨在平静地翻动,而我,则蓦然一震,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。

  这个差异,在于年龄。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,见到这样一迭纸张,不必先问内容,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。

  那些不匀的油墨,那些套红的标题,那些打叉的名字,那些成排的惊叹号,那些拘谨的申诉,那些反复的涂改,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,扑面而来。这就像,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,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,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。

 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。

  伸手前,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,那是妈妈。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迭纸,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。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,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,扔到垃圾箱里,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。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,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: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迭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,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。

  读解者,是我。

  第一迭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。

 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: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。一看时间,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。这让我一惊,一直记得批判所谓“右倾翻案风”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,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?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,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,而我们,已集体失记。

 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,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,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:

  罪行累累、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,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,但他贼心不死,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,表面伪装老实,企图蒙蔽群众,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,伺机反扑。果然,当“二月黑风”刮起之后,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,公然为刘、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,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、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,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,真是狗胆包天,罪上加罪。

  光看这一段文字,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,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“翻案”,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、林彪副主席,指向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,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“二月逆流”(文中所说的“二月黑风”)相关……而事实上,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。所谓为陈丕显翻案,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“朋友”们揭发了。

 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。

  再翻下去,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,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位:

  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。

 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,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,原形毕露。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,他还要伺机反扑,不要以为余学文是“死老虎”,这个老虎还没有死,还要咬人,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,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,继续穷追猛打,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,继续批深批透,批臭批倒,再踏上一只脚,让他永世不得翻身!

 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!

  打倒刘、邓、陶!

  打倒陈、曹、杨!

  打倒“二月逆流”黑干将谭震林!

 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,余立金,傅崇碧!

 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!

 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!

 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!

  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万岁!

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!

  毛主席万岁!万岁!万万岁!

 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,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,实在是匪夷所思。

 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。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,第二个口号中的“刘、邓、陶”,是指刘少奇、邓小平和陶铸。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。

  第三个口号中的“陈、曹、杨”,陈即陈丕显,原上海市委书记;曹即曹荻秋,原上海市市长;杨是指谁呢,我记不得了,大概是杨西光吧?不管怎么说,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。

 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,是国务院副总理,曾与陈毅、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“文革”极左思潮,被称为“二月逆流”。

 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、余立金、傅崇碧,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,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,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。

 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,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,真是风光极了。

  但是,作为过来人,我不能沈湎于这种风光。因为我知道,简报上所说的“当天斗批大会”中的“斗批”二字意味着什么,“画皮被层层剥开”中的“层层”二字意味着什么,“这个老虎还没有死”意味着什么,“他装出一副可怜相”意味着什么,“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”意味着什么,“再踏上一只脚,让他永世不得翻身”意味着什么!

  这些,都不是空洞言词,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。爸爸真是受苦了。

  更苦的是,当其它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,或官复原职,天天见报,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,却一直未能平反。原因只有一个,他太小了,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,时间太长太长。

  这就出现了第二迭材料,最厚,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。原稿都是我起草的,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,这也就是说,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,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。

 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。例如,“文革”中虽说他“罪行累累”,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“为陈丕显翻案”,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,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,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。但是,又有什么途径,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?看到了,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?

 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,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,每份申诉长达万言,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。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、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,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纔能抄完,然后寄出。

 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,因此要复写好几份,一份留底。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,每份都寄挂号,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,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。现在,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,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。

 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,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。

 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,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,终于,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。

  这是一些借条。

 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。

 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,却会招来批判。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,因此留下了底稿。

  这些借条,从文字看非常平静,例如:

  我母要回乡长居,回乡的路费、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,共需要大约一百元,请求暂借,望予批准。

 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。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、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,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,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。

  我没想到的是,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,写了这张借条。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,多少次毒打,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。

  又如:

 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。我和妻子商量了,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,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,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,使他们能勉强成家,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,请求暂借,望予批准。

  这张借条的分量,外人更不可能明白。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,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,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,我已写过。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,叔叔已被害死,果然终身未婚,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。

 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,所送婚礼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,而且稍稍象样一点。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一个共同行为的落脚点,但造反派怎么会看得懂“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,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”这些话呢?

  追悼会上的夺婴,终身不婚的许诺,“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”的秘语……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,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。但在我今天眼前,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。

  还有这张借条:

  一九七○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,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……

 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,需要注释一下纔能显现其中的恐怖!安计薄,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,这个标准也包括边远地区最贫困的人群。一年布票“到期”,那就是到了年末,天寒地冻,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!这是连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也无法想象的了。当时,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,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。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,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。

  我可断言,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。当然还是无用,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。

 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,使我产生一种震动。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,以为我是过度悲痛,其实,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,并向爸爸忏悔。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,前所未有。

  爸爸不是英雄,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,反而向造反派借钱。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,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。这种姿态,看来很低很俗,却给了我当头一击。

  这些事,本来可以由我来做,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,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。但是,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,连想也没有想过。

  例如,直到今天我纔敢问自己: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?历史事实已经证明,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,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,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,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,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。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,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?

  那么,接下来,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。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,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。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,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,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去抵制呢?按照我的天性,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,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、空洞的跟风之作,我如果放松身段,也跟着写几篇,那么,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,不必在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,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点照顾。也就是说,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,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?

  以前,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坚守着一系列人性、人道原则,这当然不错,但在这个原则之下,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助家人,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。我错误地认为,所有的空间只有黑白分明的两半,而不知道中间还有不小的灰色地带。黑白分明?除了人性、人道原则之外,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?四周都被污浊充塞,所谓干净也只是一种自我幻觉。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诽谤吗?我知道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?我知道国际的价值标准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吗?都不知道。因此,我所默默固守的,很可能只是与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,连自认为在血泪缝隙间的学术写作,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。既然如此,我何不退后几步,放低姿态,尽量减少一点爸爸、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?

  大概是教育所致,我一直相信,家庭亲情,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。历尽灾难方纔明白,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,尤其在家破人亡、饥寒交迫的时代,更是这样。

  我的新课本,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。

 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,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饱。但显而易见,他比我崇高。作为他的大儿子,而且是他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,我羞愧难言。

 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。我在前面写到过,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,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下,恳求道:

  小将,小将,

  不要开枪!

  我下有妻儿,

  上有老娘……

  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,但还是没有参透其间深义。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,把枪毙当真了,因此他的“临终”表现完全出于本能。他没有喊政治口号,没有摆学者风度,也没有发雷霆之怒,他跪下了,恳求了,而且把歹徒称作“小将”。

 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和职业诽谤者们知道,一定会上纲上线为“没有骨气”、“卑躬屈膝”、“软骨虫”、“怕死鬼”、“叛徒”、“汉奸”,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枪毙他的理由是“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”一模一样。但我现在看来,再也没有别的作为,比陈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动作更能揭示一场灾难的恐怖本质的了。

  与我爸爸一样,陈汝衡先生不是英雄,但同样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中国男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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