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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

    更新时间:2009/03/08

    我们来看看李白自身存在的问题。

      对李白来讲,作为一个诗人,一个文学家,其诗歌创作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承认。但是他到长安来,不是让大家承认其文学家的成就,而是要获得政治家身份的认同,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,这对李白来说是最重要的。

      以李白的雄心壮志与傲然不谐的个性,无论如何也不会安于翰林待诏这个位置,安于侍从文人这样一个角色,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之臣,要对玄宗发生政治影响,要真正发挥政治作用,从而对唐帝国的政治产生影响。而这,却是他这个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职位永远无法实现的,这是李白深层的矛盾与痛苦。李白在进入长安之前有矛盾与痛苦,那就是想获得政治机遇,但是不得其门而入,是所谓的怀才不遇;现在的李白也有矛盾与痛苦,那就是貌似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机遇,但是尘埃落定之后才发现,虽然已经与玄宗有了亲近的接触,但是他所获得的并不是重大的政治机遇,玄宗皇帝只是将他看做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已。

      李白的悲剧命运也正在于此。

      如果他就是个一般的文人,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理想,即便在长安做不成政治家,但是至少可以在翰林院中做个诗文供奉,也足够光宗耀祖了!可偏偏李白不是一个向现实轻易妥协的人,他非但不向现实妥协,也不向自己妥协。对于李白来讲,他毕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,获得高度的认同,就是要做辅佐君王的宰辅之臣,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,即便是见到了皇帝,这依然是失败的人生。也许,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讲,能够拥有被皇帝亲自接见的殊荣,能够充当侍奉皇帝的御用文人,这已经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,但这样的文人也就不值得我们追思千年了。

      但李白是什么样的人物?什么样的心胸?什么样的自信?他不是一般的小文人,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向现实妥协,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诗坛巨匠。在李白的内心世界里,整个大唐就是为他施展鸿图大志预备的,就像孟子所说的:“夫欲平治天下,舍我其谁?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这种纵横天下当仁不让的王霸气度,是盛唐时代锻造出来的性格,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与代表,并非一般庸常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。

      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。实事求是地讲,李白的确只有诗人之大才,没有政治家之大才,但是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,关键在于李白就是不肯服输,就是不肯相信天下没有他施展抱负的空间,就是不肯放弃他的自信与原则,所以即便玄宗对他倍加礼遇,他也绝不领情,也绝不愿意苟安现状,做个舒舒服服的御用侍从文人。他要表达他的失望,表达他的不满,要大大表现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风采,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,这不是政治家的涵养与性格,但这是大文学家、大诗人李白的独特个性。如果李白屈服于自己,妥协于现实,那他就不是那个独步诗坛的李白,也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狂傲飘逸、洒脱不羁的“诗仙”了。

     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时,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。不要忘记,伴随进入长安的,除了那个意气蓬勃、抱负远大、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,还有一个目空一切、孤傲自赏、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,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,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。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:当李白郁郁不得志,就去借酒浇愁,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,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,这些牢骚诗文无论被唐玄宗还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,久而久之都会形成有损李白形象的舆论环境,这些舆论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李白在长安的生存与发展。

      在长安,李白留下了不少饮酒、醉酒的记录。在翰林院中,他醉酒:“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,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,优宠如是!保ǚ洞短谱笫耙藕擦盅坷罟履贡⑿颉罚┰谌ü笾,他醉酒:“白时为贵门邀约,比至半醉,令制《出师诏》,不草而成,许中书舍人!保ㄎ候独詈擦旨颉罚┰诮质芯扑,他更是“日与饮徒醉于酒肆。玄宗度曲,欲造乐府新词,亟召白,白已卧于酒肆矣。召入,以水洒面,即令秉笔,顷之成十余章,帝颇嘉之”(《旧唐书·文苑列传》),“有诏供奉翰林。白犹与饮徒醉于市”(《新唐书·文艺列传》)。

      李白的言行做派,难免在朝廷上下引起一些流言蜚语,李白自己也承认翰林院中人际关系复杂,自己的人际环境不好。他在《玉壶吟》中抱怨:“揄扬九重万乘主,谑浪赤墀青琐贤!魇┮诵Ω匆蓑,丑女效之徒累身。君王虽爱蛾眉好,无奈宫中妒杀人!痹凇逗擦侄潦檠曰,呈集贤诸学士》中又说:“青蝇易相点,白雪难同调。本是疏散人,屡贻褊促诮!庇捎谧约旱男形杂镉惺Ъ斓,所以遭到奸佞之人的谗言,导致玄宗对自己不满。

      而玄宗虽然“甚爱其才,或虑乘醉出入省中,不能不言温室树,恐掇后患,惜而逐之”(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)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大臣孔光休假回家,与家人闲谈,家人问长乐宫温室殿有什么树木,孔光默然不语。后来就用温室树代表朝廷的机密要闻。翰林院虽然是侍奉皇帝的艺文娱乐机构,但它位居禁宫之内,如果以李白这样一副醉态,难免不会在醉后泄露宫禁中的秘密。所以玄宗虽然很赏识他,也曾因为他“才藻绝人,器识兼茂”,“欲以上位处之,故未命以官”,但终究因为李白的种种表现“非廊庙器”,故而“优诏罢遣之”(孟《本事诗》)并“惜而逐之”。

     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,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遭到了他人的诋毁诽谤,李白却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,不改文人狂傲自许的本色:“丑正同列,害能成谤,格言不入,帝用疏之。公乃浪迹纵酒,以自昏秽。咏歌之际,屡称东山!保ɡ钛舯短评詈擦植萏眉颉罚鞍鬃灾晃捉,益骜放不自修。与知章……为酒中八仙人!保ā缎绿剖椤の囊樟写罚┒鸥υ惺疲骸袄畎滓欢肥倨,长安市上酒家眠,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!保ā毒浦邪讼筛琛罚┖笫劳谜馐资闯圃蘩畎装涟恫蝗、藐视权贵的气魄,但这样的言行举止在具体的政治环境、政治实践中实非益事。

      所以李白的个性决定了虽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,但显然,李白没有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,或者说,以李白的个性、实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、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,都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,也不具备实现这个巨大理想的可能性。

      玄宗其实对李白相当不错,他一看李白在长安宫中的确很难立足,于是在天宝三年(公元744年),赐给李白不少金银盘费,送他回家。史书记载四个字:“赐金放还”。

      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下台方式,玄宗没有贬斥他,没有谴责他,没有把他赶出长安,而是保全了李白作为一个文人的体面与尊严。这一举动使李白入京、在京、离京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儿、文学色彩、浪漫色彩,使这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李白的气质,这是一个典型的李白式的离开,而不是一个不称职官员的离任,这与同期前后张九龄等政治家的被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我们甚至可以说,玄宗从不曾按照一个官员的标准来要求、看待李白,从对李白的欣赏、选拔、任用到离开,与其说是政治标准,倒不如说是文人、文学的标准。李白最终安静而体面地离开了长安,这种离开方式反而使他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文学声誉。但是李白的政治名声并未因此而获得加强,伴随着他离开长安,世人对他的认识更清楚了,李白的本质就是一个旷世的大文人,大诗人。

      多年以来,不少读者都认为,李白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,出色的文学才华,而且也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,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,李白之所以被迫离开长安,其主要原因在于黑暗消极的政治环境。现在,通过这几章的叙述、分析,我们大体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,那就是:李白怀抱着宏伟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,觐见唐玄宗,渴望实现政治抱负,然而朝廷与玄宗却始终以文学的眼光来接纳李白,为他安排了适合文学角色的职位,于是,李白在长安宫廷也只能发挥其文学才华,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与错位,也是李白在长安政治失意的体制性原因。李白固然文才超绝,拥有超凡的政治理想,但是李白本人是否真的具有天才的政治才能,值得质疑。根据李白在长安的种种表现来看,他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个人素质。李白离开长安,当然有整体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——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、不容忽视的原因——但是李白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略。

      离开长安后,李白继续他的漫游生活,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,他张扬的个性也没有变,他对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么天真。对李白而言,长安的政治失败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的期许,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。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命运面前的错位与误会,这导致“安史之乱”爆发以后,他贸然加入永王李的军队,造成重大的个人悲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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